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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龙:乡村地名“郢”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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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0 11:04: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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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两淮地区的滁州、淮南、合肥、六安一带农村,大量存在以“郢”命名的村庄,据“来安论坛”载文称,滁州市地名委员会曾作过统计,滁州地区带有“郢”的乡镇和自然村落共计1857个,其中以来安县为最。这些带“郢”名村庄的称谓,多附带姓氏,各地只在附加成分和顺序上略存差异,如来安县境内的“陈郢”, 淮南可能谓“陈家郢”,合肥地区喜欢加上“大、小”称“陈大郢”或“陈小郢”,在寿县也许叫“大陈郢”,到了淮河以北,不少在后面加个“子”或“孜”叫“陈郢子”或“陈大郢孜”。但无论是“陈郢”还是“孙郢”、“大郢”还是“小郢”,多只为村庄名,很少为行政村名,而作乡镇名称的则更是少见。


在字典中,郢为古地名,指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国都。后来,楚国曾经多次迁都,迁都所至之地均命名为“郢”。对此,有人认为“郢”只是楚国国都的一个通称,与“都”“京”等一样只是一个称呼,并不确指某一座城池;但有不少人根据楚人有将都城命名为郢的习惯,认为在楚灭亡后,楚人四散逃亡,因留恋风物,凡立身之处都取名为郢,以纪念故国,因而便产生了大量带郢的地名。


确实,怀旧之情,人皆有之,中国自古就有不少以原国名或封地作为姓氏的。“郢”作为地名,在包山楚简中出现的栽郢、蓝郢、戗郢、堋郢等地名,都是楚之别都或陪都。所以,“郢”应该是对都城泛称,而对以郢命名村庄的观点,笔者觉得似有牵强之嫌。其一,郢作为地名除古代的楚都及别都、陪都外,至今没有出现过一般城市或集镇名称。若自古就有大面积以郢作村庄名,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与演变,如今应该有不少已经形成集镇甚至城邑的。如河北省会石家庄,《获鹿县志》就明确记载原来只是个小村庄。即使是城邑后来成了废墟,但只要曾经出现过,字典释义除“古邑名”和“代称楚国”外,也当收录“地名”义项。其二,既然当年楚人“四散逃亡”,一定不会局限于两淮地区,其他地方为什么很少或没有出现带郢的村庄名?尤其是在楚国故地荆州,如今却很少带“郢”而是多以“台”命名的村庄,在光绪《荆州府志》“乡镇志”共10页中竟无一个带“郢”的地名。其三,史载自秦以来,中原人口有过几次大迁徙,尤其是元末无情的天灾导致河南、河北、山东、两淮等中原腹地人口锐减,出现了“村庄城邑多成荒墟”的景象,于是一场历时近五十年的人类大迁徙于洪武永乐间发生。而村庄不像城市那样具有历史环境的延续性,一般不会载入史料,一旦丢失就会淹没于历史长河中。所以,即使是当初楚人散落于两淮地区且使用过“郢”之名,经过这样的大迁徙后,也绝对是物是人非,很多人已离开故地,原地名也会被历史遗忘,新来的住民在不了解原地名的情况下,定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给新住地重新进行命名,有的暂时不便取名甚至以始迁祖命名,如肥东徐万二村就是根据徐氏宗谱“明太祖中原定鼎,万关二公避难图存,由婺迁淝”记载的一世祖名讳命名的。正如安宏先生经调查后发现,“大规模的自然村地名主要产生在明代洪武、永乐年间”。所有这些都说明,作为江淮一带村庄名称中的“郢”,形成的时间并没有那么久远;而近代人即使详细了解祖源,也不会追溯两千多年前的地名来给自己的现住地来命名,即使有也不可能这么普遍。所以现在地名中的“郢”与古邑名“郢”也不存在什么直接的联系。


在地方志中,除“楚人都郢而强,及鄢郢亡而国无以立矣”(光绪荆州府志》卷之二“形势”)和“楚考王烈王东徙都寿春名曰郢”(嘉靖《寿州志》卷一“舆地纪”)等类似记载外,未见有带“郢”字的地名,即使是比较集中的来安县志也不例外,唯在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三“疆里志”和“疆里志图”中可见不少带“影”字的地名,如“各乡新增集镇(附)”中有:(东乡)大罗影、大李集影、事土龙影、大吕影、大姚影、黄石狮影;(南乡)宋东影,(西乡)周夏影、解大影、解小影、顾大影、戴大影、汪大影、店周大影、董大影、李大影,(北乡)王大影、田大影、张七五大影、南童大影、北童大影、王四老影、何王大影、许瓦屋影。


“影”的字义与村庄名称也没有什么联系,但府志中的“影”应该就是现在合肥地区出现的村庄名称“郢”。也就是说,在光绪年间合肥地区村庄名称中所用的是“影”,如果自古就是郢都之“郢”,府志怎么会改写成“影”呢?从志文中“各乡新增集镇”的记录看,这些带“影”地名出现的时间应该就在光绪之前的几十年间。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段出现这么多带“影”(郢)的地名呢?


我们知道,盐是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所以一直以来,盐商便成了中国商人中最为富有的群体之一,其中以淮南盐场开发历史最古老,淮北盐场生产规模最大。据典籍记载,从唐代开始,两淮地区的盐利便占据了“天下税赋之半”;明清时期,两淮盐业达到了极盛,尤其是清时从扬州往沿海地区放射开来的仅仅几百里区域中有大大小小20多个盐场,所产之盐行销苏、皖、赣、湘、鄂、豫等人口与经济大省,由此可见两淮盐业当时的盛况。据称乾隆年间我国人口猛增,六十年间人口增长了三倍达近三亿,这就为食盐的消费提供了不断扩大的市场,使得盐商的资本总量达到了顶峰,时两淮盐商富可敌国。到了道光年间,朝廷财政压力加大,为了增加税收收入,道光皇帝下令打破两淮盐商的垄断体系,实行一种票盐制,也就是说不管是谁,只要交了税就可以拿到贩卖盐的官方凭证,同时,取消分销制度,不管哪里的盐,哪里都可以销,这便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了盐商这个行列。这种合法的贩卖盐的官方凭证叫盐引,《宋史》记载:“又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仍令秦凤、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 可见,盐引制度始于宋代。“引”即引票,盐商领引行盐。引票大引和小引之分,其数量各朝代规定不等,元代“庚子,诏依旧制,凡盐一引四百斤,价银十两,以折今钞为二十贯”;明代“洪武初制┅┅二百斤为一引”,“成祖时┅┅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清代每引斤数不一,“凡引有大引,沿于明,多者二千数百斤。小引者,就明所行引剖一为二,或至十。有正引、改引、馀引、纲引、食引、陆引、水引”。


由此可知,道光年间的盐商已经遍及两淮地区。中原地区历来就有以姓氏加手艺名代称手艺人和以匠人名作地名的习惯,如李酒匠、王木匠、张皮村等,所以为方便称呼和区分大小引之别,这些盐商所在的村庄便习惯以“引”加姓氏等相称,抑或是先以“引”带姓称某商户,渐渐再以此代称他们住的村庄,于是便有了“陈引”“陈大引”“陈家引”等等村庄名。由于乡村中一直存在对地名、姓名中的同音或音近字随意乱写的习惯,因而“引”便和一些近音字同时混用,渐渐地“影”在合肥地区占了优势,最终取代了“引”而被写入方志。近代又因受其他地区或郢都等因素的影响而被修改成“郢”,渐而被江淮一带统一并载入地图,以致今天人们习非成是,甚至引发一些牵强附会的猜想。


不可否认,经过近两百年的繁衍,当年盐商的子孙已经人众丁繁,掎裳连袂,居地亦随之逐渐向周边扩展,原来的“大郢”“东郢”又会分解出“小郢”“西郢”等等;同时,这其中亦可能不乏一些因不明就里或不解其意而随大流地“冒”称为“郢”的,这无疑也为“郢”的村庄名称数量起了添砖加瓦的助推作用。




▌图:金寨程超
▌编辑:张凤兰
▌审核:李珊珊  吴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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